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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逸枫:房价高涨!谁来问责?向谁问责?

谢逸枫 发布时间:2018.08.08 22: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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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逸枫


2018年8月7日,住建部在沈阳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各地要加快制定实施住房发展规划,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坚决遏制投机炒房……把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对工作不力、市场波动大、未能实现调控目标的地方坚决问责。早在2012年,住建部就曾明确表态:要适时对执行调控政策不力、放松调控政策,造成房价过快上涨的地区实行问责。6年过去,房价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楼市调控问责制度仍旧付之阙如。


问责归来,老谢绝对相信国家楼市调控的决心与态度,关键是谁来问责、向谁问责、怎么问责,问责真能让房价下跌吗?问题是过去二十年调控的效果看,房价一如既往的上涨,地价照样的水涨船高。调控与房价已经重蹈覆辙的折腾了二十年,每到经济、债务、金融三大风险与房地产市场不行时、扛不住时,上到国家下到地方就用货币超发与加杠杆及税费、财政、信贷、利率等政策来刺激楼市,结果就是调控都取消。



反之,三大风险解除与房地产市场火爆一年到二年时,刺激楼市转变成收紧楼市,又回到严厉的楼市调控周期。2003年、2008年-2009年上半年、2012年、2014年-2016年一季度,不就是经济、债务、金融三大风险爆发与房地产市场不行了,刺激楼市来化解的。不过,过去五轮房价暴涨与调控失败,没人问责,也没人被问责。因此,楼市调控不给力不仅来源于地方,还来源于部委,甚至来源于国家层面,因为没有人敢拿大局开玩笑的。


2018年,问责重新回到楼市,重新回到世人面前。老谢不是说问责不好,是最担心问责,仅仅是一个惯例,最后无人问责,无人被问责。楼市调控不力要坚决问责,这种狠话不是第一次出现。因为在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都以官方文件或讲话或座谈会形式,并且地方配合的发布政策文件表示,楼市调控不给力与房价高涨的城市必问责。因此,2018年,楼市调控不给力,问责是否会沦为形同虚设吓唬人的忽悠,还是动真格的威慑力十足的杀手锏,需要时间去证明。



若是惧怕问责,何来的楼市“价坚强”。自2016年3月25日上海与9月31日北京公布楼市新政开始,2016年“930新政”之后,房价调控处于一个相当长的胶着期,原本以为在“930新政”之后,到2017年“317”调控会进一步升级了,房价将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结果反而逆市上扬,出现了自2009年以来的疯狂上涨势头,其间的原因就很值得分析。以于房价上涨的原因,人才政策与棚改货币化及加杠杆、外资进场是主要因素。


但是官方的反应缓慢,房价在2016年开始就疯狂上涨,之后的调控跟进不及时与缺乏针对性。2017年-2018年上半年房价呈现爆发性上涨,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货币超发与供应下降及库存补充不及时,虽然说不承认货币超发,但是新增的货币增量的确是比过去几年的增量还高出好多,只是M2增速下降而已。并且限制性的政策漏洞大及人才“分房”与棚改货币化的政策,直接削弱了调控的威慑力,并且成功的避免了限购、限贷等具有杀伤力的政策。


要知道,在房价普涨的情况下,即便问责面临着“法不责众”的尴尬。现实的情况是楼市调控落实不力应问责,该问责,最终结果却是没有问责。自2007年以来,并鲜有明确的问责案例。如2011年,即便是2011年6月国土资源部宣布:“7月督察,8月约谈,9月问责。”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别说打老虎,连苍蝇都没怎么拍。所谓的刚性问责,不是悬在头上的摩克利斯之剑,而是一个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道具而已。



这轮2018年楼市调控不给力的问责,依然没有解决六个根本性问题。其一是问责主体。是住建部还是国务院,还是省,还是地方。其二是被问责的主体。是主管房地产市场的局长还是部门,是副市长还是市长还是谁,不知道。其三是问责的形式。约谈与通报,肯定是有的,却没威慑力。还是直接下官员的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正式文件,直接处分地方官员,不知道。


其四是问责的惩罚措施。仅仅是问话,发个通告,肯定是没用的。但处分与业绩、升迁、乌纱帽具有威慑力的惩罚,又不存在关系。其五是楼市调控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是宏观调控目标,还是房价调控目标,还是楼市调控目标?这个目标,简单说是房价下降还是抑制上涨过快,还是控制在一定上涨或下降的幅度?那么,究竟是什么目标,没有具体的规定,地方自然不知道怎么去完成这个目标。


其六是问责机制与制度。问责条例与法律及制度的缺乏,让问责直接成为“空谈”的根本,需要早日出问责的机制与制度及法律。一方面是问责,是要有法律与法规及条例、制度的依据,并且具有完善的问责程序与惩罚措施及责任主体等内容。另一方面是问责,是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与政策,譬如把地方官员业绩、升迁、乌纱帽直接与房价、调控挂钩,一旦出现失败或者失控,就直接处分。



回想过去四轮调控失败与房价失控的惨败教训,这轮问责,老谢持有怀疑态度。上轮以房价上涨幅度控制目标为准的红线上限,作为判断是否楼市调控不给力与房价高涨的依据。地方基本以GDP的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同房价上涨幅度作为对比,超过的,就是控制,否则就要问责。由于地方通过“人为”或数据上做文章,基本上都会“达标”的,自然不存在问责与被问责的事情。不过,房价更多不是下降,是上涨,只是上涨的幅度小。


如果要说问责的形式,就是约谈与通报的话,这样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威慑力,因为根本不会影响到政治业绩、官员升情、乌纱帽的稳定。事实上是过去四轮的问责“不给力”,等同于“虚设”,就是吓唬人的。因为楼市调控不给力、房价高涨的城市地方官员升迁最快,反而楼市调控给力,房价下降的城市地方官员升转最慢。调控失败与房价失控的城市,没人向地方官问责,更没有一个地方官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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