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的酒桌上总爱玩一个游戏——逢七过。
前些年在北京的时候，玩这个游戏我从来没输过。可能是因为对数字敏感，也可能是因为千杯不醉，所以在聚会时往往只能做个起哄的，成不了主角。
中国人图个吉利，或者也是偶合。
逢七过之后的数字就是八，寓意着“发”。人们相信在指针跳转到“8”时，所有的门槛都能跨过去，一切都会顺利起来。比如1997年7月，香港正式回归、青藏铁路正式通车。
也就是在这一年年底，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来到深圳，接见了深圳的3家出口型企业，3家房地产企业，其中就包括当时还是万科总经理的王石。
王石后来在自己的自传《大道当然》中说，自己那天顶着3天前刚剃好的大光头，因为准备要报告的关于分税制的题目，甚至迟到了一会儿。
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他的发言引起了朱镕基的兴趣。
“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面对总理的发问，王石回答的很干脆，“不能”。
朱镕基也十分干脆，“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这一回，王石没有再给出否认的回答了，“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
NO. 1｜萌芽
两个月后，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办、国家体改委、土地总局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人，约王石去北京参加有关内部小范围研讨会。
这个时候，恰逢1998年1月，一个崭新的年份刚开始。
1998年1月27日，王菲和那英首次同登春晚舞台，演唱了后来传遍大街小巷的一首《相约一九九八》。这一次合作也使两个年轻的歌手就此结下了看似深厚的友谊。
姑且不说后来菲英二人后来分道扬镳，相约1998倒是一语成谶。
正如当时处在98年代的人，没人料到在王石和朱镕基的会面后，中国的房地产改革就此掀开了盛席的罩子，酝酿了多年的房改大餐终于在那年暑假被端上了桌子。
1998年7月3日，《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发布，文件宣布废除住房实物分配，为商品房发展扫清“竞争对手”，成为房改纲领。
其后几年，“福利分房”寿终正寝，中央和各地陆续发文叫停“集资建房”。单位自建房的取消，以及商品房的实行，使得房地产开发的空间变大，土地购买的秩序趋于自由合理。
一场春雨过后，催生了不少笋芽儿。
抓住90年代的尾巴和最后的时机，海伦堡、时代、佳兆业相继创办。赶在1998年这个时间点上，全国各地不少房企开始伴着改革的春风生根，比如渝派房企金科、南充本土房企鸿升、滇派房企俊发、粤派房企深圳地铁集团、花样年集团……
1998年，坐标福建，正荣集团成立。
关于正荣集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背后执掌的欧氏三兄弟：大哥欧宗金，创建了福建欧氏投资集团；二哥欧宗荣，执掌正荣集团；三弟欧宗洪则是融信的创始人。
二哥欧宗荣踏入房地产的第一块地皮，纯属意外。据资料记载，这块地皮是某市政府欠下工程款后用土地压价划拨而来。此后，欧宗荣除了承建路桥、市政工程，开始将重心转向房地产开发。
1998年，欧宗荣整合分布于福建、江西等地的8家企业，在福州成立了正荣集团。
在离福州2000多公里外的重庆，已过而立之年的黄红云想要赌一把更大的。
这一年，他开着一辆普桑，带了三个合伙人进入重庆主城区，金科股份就诞生在江北区的一间租用房办公室里。第二年，金科花园开工建设，被视作“离解放碑更近的好房子”。
另一边，随着房改制度的确立，不少企业试探性的进入内地楼市。
1988年8月，中海地产深圳公司正式成立。这家成立于香港的房企，在内地地产开发的征程就始于深圳，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是位于罗湖的海富花园，同时这个地块也是深圳第一块以美元作价的拍卖地块。
那个时候的深圳，还没有后来深圳赫赫有名的豪宅——中海香蜜湖壹号，那个时候深圳的福田位于发展初期、南山还是一片森林和山头，更别提远一点的蛇口、前海。
如果有人能穿越回10年前，谁不想拥有一套香蜜湖壹号。
虽然很少有人能准确预知未来，但佳兆业却知道，深圳的未来在旧改。1999年初的故事同样属于地产界的三兄弟，已经移居香港的郭英成，与大哥郭俊伟、弟弟郭英智一起创办了现今被称为“旧改之王”的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部位于香港。
在搞房地产之前，郭家的三兄弟在潮汕一带做贸易及工业生意，因为见同乡搞房地产生意有声有色，自己也就那么掺了一脚。
这个同乡具体是谁，估计没人说得清。
毕竟潮汕帮的成员实在不少，除了李嘉诚、马化腾、黄光裕这几号人物出身潮汕外，还有星河黄楚龙、茂业黄茂如、合生朱孟依、龙光纪海鹏、宝能姚振华、鸿荣源赖海民、中洲黄光苗、卓越李华等，他们无一例外。
1998年，雷军还在金山软件出任CEO，12年后他选择重新创业，建立了小米公司。后来那句被广大创业者们奉之为经典“飞猪理论”就是出自雷军创业成功后的公开演讲。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与互联网时代来临的情况相似，九八年房改的落地在资本市场刮起了一阵大风。曾有人调侃过这么一句话，现在开飞机的、修地铁的、做激光的、卖医疗器械的，都在卖房子。
NO. 2｜乘风
当整个房地产行业成为风向席卷而来，大鱼小虾浮现之际，在市场沉浮多年的地产大佬们此刻经历着什么，或者即将面临着什么，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
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房地产这个市场，有人笑就有人哭。
1998年，香港的一家医院里，潘石屹和妻子张欣的大儿子潘让出生，他亲手为孩子剪断脐带。老潘后来和别人说，那种哭声与鲜血混杂的场景，对他触动很大。
与此同时，潘石屹的SOHO中国也陷入流血战争中。
这一年，老潘买下了位于北京东三环口的红星二锅头厂老厂址，准备开发一个现代商住楼，也就是现在的SOHO现代城。为了贷款，他想尽办法找到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支行行长，酒酣耳热间，行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我们支行在1954年时给私人农户借钱去买驴，结果你知道怎样吗？”
这一句话一下子堵死了潘石屹想要说的事儿。
11月初，潘石屹与负责销售的邓智仁大吵一架，分道扬镳。邓在给潘的信中写道：“待明年，闻战鼓，思良将。”至于隔年在邓智仁的策划下，中国第一商城就用高价暗中挖走了23名潘石屹手下的销售人员的事儿，已经是后话了。
也就是在邓走的20天后，情况急转直上。
从11月下旬起，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突然升温，随着福利分房终结，金融市场解禁，消费信贷松绑，房地产潜在需求彻底被激发，迅速转化成市场有效需求。SOHO现代城的交易量也随之直线攀升，卖得最好的一天成交了17套，销售额3000万元。
只不过潘石屹和邓智仁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同样都是农民出身，另一边的杨国强在这一年却是从头顺到尾。
99年初，已经初具规模的碧桂园低调进入广州，老杨第一次提出了“用生产商品的方式来盖房子”。到了广州，杨国强大量引入职业经理人，单策划经理就招了12人，被内部称为十二门徒。
第二年春节，广州碧桂园开盘，以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均价推出自带花园的洋房，这个价格低于部分同地段的平层。超低价格使其创造了70栋楼两个多月销售一空的奇迹。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老杨成了广州同行口中“那个可怕的顺德人”。
一个人的成败可能也和性格有关，比潘石屹大了9岁的杨国强更加的安静、低调、保守。江湖上一直有一个传说：杨国强的口袋里要是有10元，他只会拿出5元去投资。
另一个传说则是关于中国恒大的董事长许家印的，一个口袋里有20元就敢干2000元事情的河南周口人。
许家印的故事也要从1996年5月说起，在与深圳中达集团老板协商涨薪一事未果后，许家印离职深圳中达集团。后来，有人给许家印算过一卦：
1998年许家印入丙寅运，八字格局中亥未暗拱卯，卯又为木杀星的刃，故该八字逢卯最旺，财富发得最大。
那一年6月，广州市政府举行中心城区的首次土地拍卖会，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恒大集团以1.34亿元的价格拿到了海珠区南州路的农药厂地块，楼面地价仅686元/平方米，土地出让金可在1年内分期缴付。
许家印在这块地上开发的金碧花园以2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开卖。由于价格低，金碧花园成为当年海珠区销售最好的楼盘之一。有业界人士保守估计，一个金碧花园让许家印有了五六亿的进账。
1998年6月，许家印趁热打铁推出了金碧花园二期楼盘，首发当日售罄，再次创造了广州市楼盘销售的奇迹。
到了1999年，许家印的恒大直接一跃为广州房地产企业综合实力30强第7名。
而此时，距恒大创立还不满两年的时间。
NO. 3｜分水岭
1998年，从艺多年却无甚突破的张家辉，因为一部《天地豪情》混出了头。
拍《天地豪情》的剧本前，张家辉几乎没有演过什么反派角色，而他在剧里所扮演的角色甘量宏，被不少网友评为“纯粹的坏人”，也是个由忠到奸转型的代表。
对这个反面角色的精彩演绎，也让张家辉被导演王晶看上，就此转型大银幕。
1998年，空气中多了一些紧迫的成分，房企的转变发出拔节的声响。
那一年，对在重庆刚刚起步的龙湖地产来说，吴亚军的一次从住宅向物业领域的转型，为龙湖的产品线的构造撒下了种子。数年后，这些种子都长成了参天大树。
1998年11月，重庆市“十佳住宅小区”的第一名属于龙湖的花园南苑——这一建筑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打了漂亮的一仗，项目品质、绿化及配套等均获得较高评价。
一次《重庆晨报》的采访时，吴亚军的创业伙伴张薇回忆：“我们去银行，她就给人家讲南苑的规划、理念，讲区域的未来。她用专业说服人家，银行很快放贷。我记得当时银行的一个领导说，一看你们就是做事情的人。”
吴亚军的龙湖品牌名号就此打响，但吴女士本人却是低调的很。
坊间关于吴女士为数不多的小八卦都是来自绿城的宋卫平，宋老板这个人看不起包括万科在内的大部分开发商，却唯独对龙湖的好感不加避讳，他说：
“全中国做品质比绿城做得好的地产公司，最多只有一家半。其中半家是龙湖，吴阿姨有男人气魄，又有女人的细腻，我不吝啬把所有溢美之词送给她。”
能找到脾性相投的人着实不易，只是相逢实在恨晚。
同样是这一年，宋卫平的桂花城项目好评如潮。这个绿城在杭州的项目显然和其他同期开发的楼盘不在一个档次。项目施工之处，设计方案重大修改完善10余次，这就导致了施工周期比其他同期开发楼盘长了1年左右的时间。
宋老板为此损失达5000余万元，但项目面世后，短时间内售罄，产品品质远超行业标准。
不过这还不是结束，就在项目卖光之后，绿城追加2000万元，请美国贝尔高林公司对园区景观作进一步提升。这样的一期产品在购房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也是绿城对“营造加法”的首次尝试。
1998年，最神奇的地产思路，来自奥园。
那年5月，人称“郭承包”的郭梓文，成功把体育产业嫁接到房地产。在与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伍绍祖深度交流之后，奥园取得在中国范围内的房地产领域独家使用“奥林匹克”名称和徽标的官方授权，开启了体育健康之路。
当时广州的风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请吃饭不如请出汗。
当郭梓文正在思索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带来什么商机时，一次美国旅行给他带来了很好的启发。老郭后来和记者说，他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美国的复合地产：
有一个原来做旅游生意的老板，买了一块地，想做个主题公园，然后延伸到房地产项目，就提出建设运动员村。刚好洛杉矶奥运会把美国人的体育兴趣高度地调动起来，结果，这个老板开发的运动员村非常成功，他所卖的价格不但比同档次的高，而且还卖得快。
取得正式授权之后，郭梓文着手打造出第一个复合地产项目。
6月，广东金业集团向广州番禺地名办提出申请，将“金业体育花园”更名为“广州奥林匹克花园”；8月，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甚至还在人民大会堂亲笔为广州奥林匹克花园题词；次年7月，广州奥园正式公开发售，1999年、2000年分别销售10万平方米洋房，在市场引起轰动，当年甚至被授予“广州十大明星楼盘”称号。
后来我们说起中国“复合地产”创始人，非郭梓文莫属。
NO. 4｜暴富
2018年，许家印以身价414亿美元成为福布斯中国首富。
同年，《2018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以财富2000亿元位列全球华人榜单第四位，全球富豪第二十六位，第六次成为中国女首富。
年过40的许家印和杨国强，在1998年不约合同的选择了房地产。那个时候，胡润排行榜中中国的首富还是荣毅仁，一个民族工业的红色资本家。那个时候，已经年过40才开始创业的许家印和杨国强的身价全都不过百万。
当我们追求生财之道，在市场寻求下一个机遇点，从共享经济到小额贷款再到区块链不断的踩雷时，其实资本的再次积累最早都可以追溯到房地产上去。
今天我们脚下发生的暴富往事，都是从1998年开始的。
1998年的冬天，在哈尔滨做水暖配件生意的温州人小余，回家乡买了一套房。
小余没想到，他的这一根稻草，直接喂饱了骆驼。从1998年到2001年，短短3年，温州人把温州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炒到7000元/平方米。
也就在温州买房的两年后，小余和自家兄弟投资买下了哈尔滨的某高层四套住宅。过了俩月，温州来哈的老乡相中了两套，一出手净赚21万。自此，哥俩陆续把亲朋好友近20人的上亿元资金投入了在哈炒房。
此时精明的温州人早就发现，中国楼市遍地都是黄金。
民间资本的力量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词汇：温州炒房团。
2001年8月18日，上海房产协会收到了一条来自市政府领导的指示：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
当天晚上，足足有三节火车厢的温州人浩浩荡荡的抵达上海，这150余人就是最初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批“温州炒房团”。上海市政府没有失望，温州炒房团三天内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两个月后，又一波温州看房团莅临成交8000万。
就这样，温州看房团在惊人的豪买中，跃上历史舞台。
温州人跨出的一小步，也是人民群众在房地产浪潮上走过的一大步。
九八年对我来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那年我刚上大学，后海边儿上还没有什么游客，东华门夜市还未关闭，馋了去来盘炸灌肠儿、奶油炸糕就会感觉特别满足。那年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200块，遥望北京二环的房价，是我一个月生活费的十倍。
到了2000年时，北京的房价已经有了日后暴涨的迹象。
北京通州的房价是1800元/平方米，北京朝阳的房价是3800元/平方米，北京丰台的房价是3500元/平方米，北京海淀的房价是4000元/平方米，北京内城四区的房价是4300元/平方米。
这个时候，北京二环的房价已经是我生活费的20倍了。
至于现在，因为早早的上了车，再没为买房发愁。而踏上这场房地产浪潮的人，就像走进了直达的电梯。现在基本都实现了财富自由，除了极少部分运气背的投机者和踩错点的人。
我公司有个小实习生，1998年的孩子，实习工资一个月估计只能买帝都五环外0.01平米。不过90后的年轻一代已经没有了被房子捆住手脚的思维习惯了，小姑娘独生子女，家里加起来有差不多4套房以后都是她的，也不愁没地儿住。
二十年来的变化大抵如此，财富以及心态。
NO. 5｜尾声
1998年对于中国的房地产来说也是个分水岭。在“23号文件”房改纲领的推动下，中国正式确立了商品房的市场主体地位，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任何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结果都是一场龙卷风。
许多故事概括起来，就像陆游的一句诗：柳暗花明又一村。众多房地产大佬开始迎来转折性的时刻，更多的是全国各地新鲜血液的大量涌入。
他们可能是23岁的李俊跟他的俊发集团，如今的“云南房企一哥”；也可能是创业不久的郭广昌和他刚刚完成上市的复星实业；还可能是伺机而动的孙宏斌和天津顺驰，以及为几年后上市做准备的金茂、泰禾、雅居乐……
那一年，47岁的王石第一次尝试真正的自由飞行——飞滑翔伞。不到两年的时间，接近50岁年纪的王石就在西藏创造了中国飞滑翔伞攀高6100米的纪录。
那一年，许家印捐出100万建了家印小学，现有学生500多人。还捐赠580万为村里修路，安装自来水和排水系统。
那一年，杨国强发放仲明助学金，据受助者张富建回忆说，“助者要签订一份凭道德约束的‘道义契约’，承诺有能力时返还助学金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看起来每个人都在既定的轨道上做着力所能及的事。1998年，实在没什么特别的，它刚经历了1997年香港的回归，即将要经历1999年世纪的交替。
每天晚上守着电视看《水浒传》、喝着早茶谈论的是单位今年还分不分福利房、年轻人嘴里哼着的都是王菲的歌，《还珠格格》开启了大陆的琼瑶时代……
时代巨变，都是在悄然无声中进行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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